“有人天生便是做作家的，如博尔赫斯，当他还处在桑椹期的时候，父母也许就已经开始用‘五官是身体的延伸，书籍是大脑的扩展’之类的话语对他实施所谓的‘胎教’。有人从小被灌以‘文章千古事’、‘学而优则仕’之类的箴言，像我们的先人……加西亚·马尔克斯既非前者，当然也不是后者。他曾经是个顽童，一个极普通、极平凡的孩子，出生在哥伦比亚沿海小镇阿拉卡塔卡的一个极普通、极平凡的家庭……”
这就是浙江文艺出版社新近推出的《20世纪外国经典作家评传丛书》之一《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的第一个绪言的片段。此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陈众议博士的新作，是陈先生文学研究和实践的又一结晶。笔者怀着先睹为快的急切和爱不释手的畅然，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小说似的专著。
《评传》分别以“顽石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等五个篇章，叙述传主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及与此相应的学艺、模仿、成熟、鼎盛和盛极而衰等不同时期。每一篇章都配有一个“绪言”，勾画、抽象出某一时期的生命和创作轨迹，并由此敷衍开来，对传主成长过程中的挫折和转折性重大事件进行多角度的观照和解析，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对他的成功和主要代表作品进行多方位的扫描和评析，不仅有纵向梳理，而且有横向比照。文风清新，如行云流水；纵横捭阖，方法毫不拘谨。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是努力“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取得一种相对的平衡，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一种兼顾的契机，在意图、文本和接受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对话”。
作品用最新、最权威的第一手材料，从最最基础的考异入手，全面细致地评述马尔克斯，对一系列悬而未决的基本问题如生日、姓氏、家世、版本等提出新见，对一系列争论不休的问题如素材的来源、风格的演变以及至为重要的“魔幻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宇宙主义与土著主义”等作出界定。
总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生在1928年3月6日，而《评传》却把这个时间提前了整整一年。《评传》的有关叙述充满了幽默：“加西亚·马尔克斯是长子，有六个弟弟、四个妹妹。多年以后，当他不得不离开祖国、‘走向世界’的时候，他在他的第一本护照上填上了令弟弟妹妹们不知所措的字眼：1928年3月6日生于阿拉卡塔卡。老二路易斯·恩里克小他一岁，一直以为自己生于1928年9月8日，而且是经过十月怀胎来到这个世界的。看到哥哥的护照以后，他傻眼了：‘见鬼，这么说我是个六月早产子，要不就是加博（马尔克斯的昵称——笔者注）的孪生弟弟！’这实在是太糟了，尤其是在后来，哥哥出了名，知道他生日的人比基督徒还多。弟弟可就遭了殃，如论如何，履历都大有了问题，因为紧跟着他的还有个妹妹呢。妹妹玛尔戈特（玛尔加丽塔的昵称）的出生时间被告知是1929年11月9日，假如路易斯·恩里克生日往后推迟四个月，那么不仅她的诞辰要成问题，而且他们可怜的母亲也受不了哇：她必须每十个月生一个孩子，而且连生三个……”
至于传主该叫马尔克斯呢，还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曾引起纷争。作者是这么叙说的，马尔克斯的父亲是个私生子，“从小只有母姓（加西亚），没有父姓（马丁内斯），十四岁时才与生父加夫列尔·马丁内斯·加里多相认。因此，他的姓被奇怪地颠倒了”。而马尔克斯又生长在母亲的娘家——马尔克斯家里，除了比较理性的外公，周围乃清一色的女人：神奇的外婆，神奇的姨妈和一大群不是姨妈的姨妈们。因此，“加西亚和马尔克斯加在一起，就成了双重的母姓。而我国读者又惯于把加西亚·马尔克斯称作马尔克斯，也就进一步加强了他头上的这个双重母姓的‘母性’因素。这也是歪打正着”。作者还为此加了个长长的脚注，阐释西班牙语国家姓氏的历史性的繁复与纷杂。也许这只是对我等约定俗成的偷懒叫法的一种仁慈的开脱。因为据笔者所知，陈先生本人20年来一般都不厌其烦地以双姓即加西亚·马尔克斯称之。
然而，无论是马尔克斯还是加西亚·马尔克斯，都只是代码，所指也都是这一个马尔克斯。然而，《评传》给出的似乎既是同一个，又是另一个。由于资料详实，马尔克斯竟变得如此复杂；由于阐述富于层次，马尔克斯之路又充满了戏剧性和戏谑性。诚如作者所言，除非天才，凡人成功往往总是和艰辛成正比的。文学之路的辉煌也一样。首先，决定一个人走上文学之路的因素往往就相当复杂。“这些因素可能很不经意，也可能惊天动地；可能是无意识的，也可能是长期理性思考的结果。”在马尔克斯，因素是多重的。
不错，作家的成长取决于多重因素，但其中绝对少不了批评的功劳。问题是，所见传记对此通常有所忽略。这多半缘起作家、传主的态度。虽说他们对批评的态度千差万别，但不屑的恐怕要占多数（对此，作者在“不是尾声”的尾声中留下了精彩的一笔）。马尔克斯当属多数，这在他的字里行间多有流露。但《评传》却对马尔克斯所遭遇的批评作出了机警而又不失公允的解析。比如，青年时代，因为语文老师的一番尖锐的批评，马尔克斯在痛苦和沮丧中“断送了一个蹩脚的诗人”。因为老师说他的诗不像诗。因为老师残忍地让他改行。十年以后，当马尔克斯有了《枯枝败叶》、《恶时辰》那样一些作品以后，听到了同样的批评，只不过批评者是另一个老师：西班牙大诗人吉列尔莫·德·托雷。但这次马尔克斯没有激流勇退。他选择了知难而进。他把鼎鼎大名的吉列尔莫·德·托雷（此君还是鼎鼎大名的博尔赫斯的妹婿）的批评当成了激将。当然，暂时的痛苦是免不了的。问题是，假如没有这样的刺激，马尔克斯会停留在“老一套”吗？陈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
陈先生见过马尔克斯，写过有关的访谈和随笔，还有两部专著和大量论文，是国内最知名的马尔克斯专家，但却令人钦佩地与对象保持了距离。在他灵动而又充满睿智的篇章里，始终保持着与传主进行“对话”的平等姿态；时而儒雅，时而讥诮；有时则毫不客气地对这位世界文坛的顶尖人物指手画脚评头品足。他甚至没有忘记为中国出版界据理一辩，认为马尔克斯指责中国出版机构是“海盗”有失公允。不知为什么，我们的批评已经少有这样的立场，这样的气韵；扎进去出不来是常事，以偏概全也所在皆是，尤其是在“洋大腕儿”面前。
顺便说一句，《评传》从装帧到校对都相当的严肃认真，几乎是对时下“无错不成书”之风的一种挑战。因此种种，我说你会喜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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